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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线专家:中国有14亿人,“群体免疫”做不来

[导读]:4月15日,所有援鄂医疗队撤离,315支援汉医疗队、35591人已全部返回 "...

4月15日,所有援鄂医疗队撤离,315支援汉医疗队、35591人已全部返回。

但一支20人的专家团队仍留在武汉继续指导重症救治。这20位留汉专家中,有的已战“疫”超过3个月,其中包括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邱海波、北京协和医院内科ICU主任杜斌等。

 

▲由左至右:杜斌教授、童朝晖教授、邱海波教授、曹照龙教授

中国的新冠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截至4月20日,海外新冠确诊人数已超230万。在海外疫情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参与新冠肺炎防治很多专家站出来,向全球其他国家的医护人员分享经验。

作为土生土长的湖北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医学院,童朝晖最初提议给武汉大学全球的校友分享3个月来的抗疫经验。这个分享会在武汉大学北京校友会和泰康公共卫生及流行病防治基金的支持下,成为了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网、网易新闻客户端等媒体参与直播,有百万人观看的线上论坛。

 

▲在线分享的北京线下主会场

4月18日晚,四位一直奋斗在抗疫一线的童朝晖、邱海波、杜斌以及北大人民医院新冠肺炎防控专家组组长曹照龙通过网络会议方式,和全球的医护人员在线交流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救治经验。

在此次交流过程中,来自美国、加拿大、尼泊尔、印度、新加坡、伊拉克、英国、马拉维、南非等国家的医生,通过视频连线,就新冠肺炎救治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向中国四位专家提问,他们当中有外籍医生、华裔医生、以及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医生,他们大都是呼吸科、ICU、感染科、外科等科室的一线医生。

在分享过程里,有关防护防控、诊断治疗以及新冠肺炎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专家与提问医护人员进行了探讨。在抗病毒药物的选择,肿瘤病人的治疗,激素药物与抗凝药物的使用,甚至人体分泌物汗液精液是否有传染性等等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上,专家们也都一一进行了回答。

17年前,童朝晖临危受命,在一线抗击SARS;17年后,他再次出征。2020年1月19日,童朝晖作为第一批援助专家进驻武汉,一直在一线参与和指导武汉危重患者的抢救,至今在汉已停留超过三个月。

童朝晖的名字从疫情之初至今,频繁出现在公共媒体上。童朝晖不仅在一线治病救人,还以专业的视角分享抗疫经验,消除公众恐慌。

在童朝晖教授看来,医护人员没有“不上战场的理由”,无论是防护物资短缺,还是没有负压病房,打仗没有高级武器依然要打。他还在分享中提到把当年在SARS时戴的口罩照片拿出来,发现戴的是纱布口罩,被吓一跳。今天,在医护人员的防护中,童教授认为也应当正确防护,不必过度恐慌。

童教授对“群体免疫”概念也进行了解读,他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并且需要全社会付出代价,而每个国家国情不一样,在中国有14亿人,如果按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是很难的

邱海波教授是著名重症医学专家,中国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成员,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党委副书记,也是中国抗击新冠疫情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他也已经在武汉奋战了80多天。

“有人会有这样的质疑,如果我没有感染过,没有得到免疫会不会是易感?也许这个答案是“Yes”。”但邱海波教授认为无需恐慌,目前我国对感染者的控制措施是有力的,即使今天可能会有无症状感染者也并没有造成大量的传播。“我相信生活还是会恢复正常的,阳光还是会灿烂的”,邱海波教授给大家吃了定心丸。

杜斌教授是北京协和医院内科ICU主任,著名重症医学专家,中国抗击新冠疫情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这次新冠疫情来袭后,他也是第一时间到达武汉前线,在武汉一线坚持至今。

著名呼吸内科专家曹照龙教授是北大人民医院新冠肺炎防控专家组组长,在北大人民医院负责新冠肺炎病区疑难重症的会诊工作。

 

新冠病毒是全人类遭遇的共同重大难题,中国医生的经验或许对世界战疫有参考价值。

网易科技整理了此次交流活动的万余字核心内容,以下为中国一线专家关于新冠肺炎的二十个回答:

关于防护和防控:“群体免疫”在中国很难

新冠肺炎之所以严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传染性”,据媒体报道,目前美国有超过9000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他国家医护人员感染事件也非常多。防护应该说是治疗的第一道坎儿,是重中之重,医生如何进行有效的自我防护非常重要。近日,群体免疫的概念也引起了一番讨论,那么群体免疫是否是有效防护手段?能否能够保护我们?专家认为,中国有14亿人,如果按群体免疫的概念需要百分之七八十以上人群,这个比例很大。不管在哪个国家,做起来比较难。

 

问题1: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词“群体免疫”,对于这个概念,专家是怎么理解的呢?

童朝晖:首先从科学层面回答这个问题。群体免疫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就像人接受了一些微生物、抗原势必会产生抗体。但是有一个问题,所谓的群体免疫必须满足人群的百分比,这样才能达到全体免疫。

中国有14亿人,如果按群体免疫的概念需要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个比例很大。不管在哪个国家,做起来比较难。

第二,群体免疫后,即使有抗体,不管是禽流感、甲流还是SARS,像流感的抗体在人体内的时间比较短,有的人到不了一年就基本上测不出来了。像SARS的抗体,大部分人6个月就测不到,有一部分人是一年,两年以后少数人还会有一定的抗体,产生抗体的低度保持时间是有限的。

我们要正确对待“群体免疫”的概念。比如,要花多大的代价,即便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产生的抗体能保护多久,这是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应该分不同的环境来想这个问题。一个是首先要面对这个科学问题;第二,要付出多大代价的问题。第三,国情不一样。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中国是个讲情感、讲人情、讲孝顺的国家,尊老爱幼,所以说是不太一样的。

问题2:在面对新冠肺炎的时候是否有必要全套防护?是不是需要负压病房?针对“群体免疫”的问题,这个防控政策在英国您怎么看待?

童朝晖:先回答“群体免疫”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承认英国是一个老牌的公共卫生做得非常好的国家,公共卫生、流行病学专家在世界上都是顶级的,他们提出的概念应该也是适合国情的,我们有很多方面应该向他们学习。

我在电视上看见欧美国家医生戴着N95,穿一个隔离衣和手套,我认为就够了。里三层外三层没有必要,我觉得应该合理的防护。

把N95戴好,手套戴好,我甚至认为勤洗手比手套还要重要。手在工作期间不要抠鼻子、抠眼睛。下班以后肯定要洗手洗澡。不用过度防护,这是我一贯的观点。

邱海波:我同意童院长说的。在新冠病房整体的防护方面,我们做的是非常积极的。

作为一个以飞沫传播为主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N95口罩可能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接触传播。也就是说,如果进入收治COVID-19病人的病房里,不进行任何操作,或者说不做污染性的操作,N95口罩和外科隔离服以及手套就够了。

但是,如果要做吸痰、气管插管、器官切开等高危险操作的时候,要有眼罩和面屏,这是至少需要的。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正压的头罩。只有在高危操作的时候防护级别才有必要提高,像童院长说的,这样的防护级别对于一般情况是足够的。

问题3:在印度这样一个比较农村化的国家,以中国过去的经验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经验,能不能照顾农村贫困人口免于新冠肺炎的影响?我非常想要学习中国的经验教授。

杜斌: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中国和印度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对于农村社区医疗体系的方面,武汉也是中国新冠肺炎的暴发地,有非常好的三期诊疗体系,包括武汉城市的部分,也几乎包含了武汉所有的农村区域。

不管哪里有病人,哪怕这个病人是来自于武汉的农村,病人都会送到乡村诊疗所,这些乡村诊疗所也是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在那里进行免费治疗。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做出了很多努力来确保隔离所有的疑似病例和前期处置,但是这个经验很难在别的国家被复制。我不太清楚印度的情况,如果你们没有这种医疗体系的话,我的建议是保持社交距离可能是比较实际同时能够实践的一个方法。

曹照龙:两三个月前湖北也面临这些问题,除了武汉之外,很多地级市也有很多病人,尽可能的把病人往市里比较大的医院集中救治,这样对于保证病人的成功救治可能是一个保证。毕竟呼吸道传染病来的这么突然,让乡镇的医院进行救治和把病人集中到市里的医院进行救治,对于病人的治愈和健康保证肯定是不一样的。

问题4:在物资短缺的地区没有N95口罩的话,进入传染病房跟COVID-19的患者面对面的接触时,如果多戴几层口罩是不是也会起到一定的防护效果呢?

童朝晖:实际上戴口罩不是在乎多少层,是在乎周边跟脸贴合的是否紧密。我看很多人戴了N95以后外面再戴一个外科口罩,其实外科口罩是翘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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